心理医生谈核酸“减码”后疫情是集体创伤，尽可能正常生活

本文章主要介绍关于心理医生谈核酸“减码”后疫情是集体创伤，尽可能正常生活的话题，和一些疫情过后的生活归于平静相关题，希望能帮助到各位。

疫情造成的心理创伤就像一道看不见的伤疤。产生负面情绪的过程被心理咨询师比喻为树根的生长。当一个人沉浸其中时，负面情绪就会渗透得越来越深，想要根除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2020年武汉疫情引发的心理危机，更多体现在对新冠病认知的缺乏和生死如此接近的恐慌。今年以来，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陆续发生疫情。人们的普遍情绪逐渐从对病的恐慌转向对封城的焦虑。

12月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优化防控措施，逐步取消核酸检测、允许免费进入部分公共场所。50个城市核酸“减量”的背后，人们的心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对病缺乏客观认识的人、家里有老人、体弱的人、免疫力低下的人，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他们之间传递着焦虑的情绪，网络上充斥着不同的意见。信息也侵犯了内心的平静。不同群体如何在心理上互相帮助？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采访了徐凯文博士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和睦家医院执业精神科医生，密切观察COVID-19感染者的心理。我们还采访了参与今年春季上海疫情爆发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刘少言。期间，她在方舱医院提供心理援助。以下是新京报编辑与他们的对话。

2022年12月7日，疫情防控“十新条”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通知落实。对跨地区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进行现场检查。根据防疫工作需要，可开展抗原检测。图为抗原检测试剂盒。图片/IC照片

“所有这些情况现在都是新的”

新京报记者近期，各地不断优化防疫措施。比如不再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允许一些公共场所出入。在恢复日常生活的同时，一些人也出现了短暂的不适。我们如何理解当今一些新出现的心理状况？

徐凯文首先我想说，所有这些情况以前都没有遇到过，也不一定有非常成熟的处理方法。这是一个基本前提。第二，我认为，这次疫情是一次严重的集体创伤。它打破和改变了人们习惯的工作、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人的联系方式。

第三，大家目前的心理情绪反应不仅仅是对实际情况的反应，也是这三年来积累的各种负面情绪的结果。比如，如果完全没有焦虑的话，分数是0分，如果崩溃是100分，那么疫情之前我们可能有60分，但现在是80分，这是一个累积的结果。

当你已经有高度的焦虑，甚至有些抑郁倾向时，你可能会对新的挑战和新的情况感到不舒服。为什么我们的反应有时会极端或强烈，看似不合理？这是因为它不仅是急性创伤和应激，而且是长期的、慢性的创伤应激。

刘少言对于上海来说，从3月份到现在，大家都经历了很多。我个人感觉大家适应变化的能力都提高了。

焦虑是我们每个人面对这种无法控制的环境时都会产生的一种情绪。其实关键是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这种情绪的存在，然后接受这种情绪，允许这种情绪存在，而不是去对抗它。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不能焦虑、不能紧张，否则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这样的情绪的引导下，我们会意识到面对这个环境要做什么。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我们自己。比如我需要戴口罩、勤消、勤洗手。

情绪是有一定程度的。适当的紧张和焦虑会让我们行动起来，做一些事情。但如果走得太远，如果情绪太强烈，你就会被情绪淹没，甚至可能冻结你整个人。

这时，你需要做一些放松，比如深呼吸，快速稳定情绪，或者用一些冷水刺激，让你的理性部分恢复，降低情绪的强度。包括正念冥想、瑜伽等，如果这些都无效，就需要药物干预。

2022年12月1日，市民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鹭江地铁站乘坐地铁。随着广州多个区陆续发布疫情防控措施公告，并解除相关地区临时管控措施，各行各业有序复工复产，人们的生活愈加“硝烟弥漫”。图片/IC照片

新京报防控政策优化后，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感到焦虑？

许凯文现在比较恐慌的人、容易焦虑的人，可能本身就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也可能缺乏家人、亲戚、朋友的支持。而对于那些焦虑程度比较高的人来说，无论怎么处理这件事都会感到没有安全感。这也是焦虑症的一个特点，就是想控制却控制不了。

当他无法控制的时候，他就更想控制，而他的努力控制也会让他感到更加焦虑。越想控制，就越容易失去控制。也许无论怎么做，这种焦虑都会一直存在，对于个体反应强烈的病例，应该给予更多的心理支持。

刘少言无论是在收容所内还是在收容所外，焦虑程度较高的人遇到题时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对于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来说，进入收容所对他们来说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我在方舱医院支援时，一层楼有400人。并非所有400人都会有心理题。事实上，很多人都能适应这种环境。他们也会感到紧张和焦虑，但他们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或与他人交谈来生存。聊天变得轻松了。

新京报对于比较容易产生焦虑的人来说，他们会焦虑、担心，甚至不敢出门。心理上应该如何调整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

刘少言比如说，有人害怕与别人接触，害怕被病感染。他外出的次数较少，甚至从不外出。其实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其结局可能是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陷入孤独的境地。

我们要不断学会面对，掌握尽可能降低风险的方法，不断回归社会与他人建立关系、沟通。回避行为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危险的，可能会因恐慌而导致其他更严重的心理题。

因为逃避会让我们越退越远，难以倾听理性的声音，过上我们本该过的生活。

这个时候，一些老年人就需要家人的支持。我相信他家里的每个人都不会认为他应该害怕或者不能出去。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家人的照顾非常重要。

如果老人说因为害怕而不能出去，孩子们应该看到老人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需要别人的关心和支持。有条件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带他一起出去，慢慢增加一些社交活动。

徐凯文高危人群需要更加科学的认识，面对现实。他可能需要更严格的自我保护措施和更积极的自我保护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并不是否认现实。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掌握的科学数据和事实与他们交流，倾听和陪伴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支持，让他们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说出来，题也不会完全解决，但知道身边有人支持他这一行为本身，就会大大削弱他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我们需要提供这样的社会资源。比如现在已经有很多心理热线或者远程心理咨询来帮助这类人，给他们一些心理安慰和支持。科学知识也应该继续广泛传播。我认为这将有助于缓解整个社会的焦虑程度。

新京报如果我们被确诊为新冠阳性，我们会面临怎样的心理状况以及如何应对？

徐凯文这两天，我有两个同事被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没有任何症状。他们被感染后仍然精神紧张。我觉得一方面，一开始会有一种否认的心态，因为没有症状，而且之前核酸是阴性的，我们一开始会不愿意接受这个。

此外，我担心影响我的家人和孩子。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我真的病了，还体现在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影响到与我们密切接触的人，比如孩子和老人。他们也可能担心被拒绝和拒绝。这些方面都是焦虑和压力的新来源。

这时，我们周围的同事都去支持他了。我们一起帮他买药、安排当地隔离、联系医疗资源。总之，这种社会支持尤为重要。但这种社会支持与其他灾后救援不同。帮助别人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我们被感染，所以无论是感染者还是支持我们的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承受这样的压力。但互相支持仍然有效。

科学事实弥合了人们立场的裂痕

新京报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新冠病感染者康复情况、奥米克龙重症率等科学数据。观看这些文章和视频对我们心理上有帮助吗？

许凯文肯定有帮助，但应该是基于事实的严肃科普，不能夸大、隐瞒。例如，有关于感染COVID-19后多少天可以康复的科学平均数据，但也会有特殊情况。我们必须现实地接受这些知识。我和我的学生在新疆进行了一次直播。她感染了COVID-19，确实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她没有接种疫苗，所以花了20多天才转为阴性，然后被送进了收容所。她的老师可能只有四五岁。上帝会没事的。只要前期了解每个人的恢复周期不同，并充分掌握这些科学信息，就会有一个合理的心理预期。

必须向公众传达科学、权威的信息。大家不应该从一个立场出发。比如我希望放松措施，所以我只考虑温和的一面；或者我同意继续封锁，所以我反复强调严肃的一面。需要大量样本的事实来弥合人们立场上的裂痕。

新京报很多争论都是基于不同的立场，或者说人们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我们怎样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缓解这种压倒性的争论呢？如何重建共识？

刘少言我觉得争论的目的似乎是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接受对方观点中合理的部分，然后再提出我们合理的部分。也就是说，双方都要能够看到我们合作的重点在哪里。如果只是想说服对方，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要试图改变。相反，让我们基于事实并采取共同观点来找到最大公约数。

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争吵，然后被愤怒的情绪所占据，那不是人生的失败吗？你是否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你的生活必须充满这么多愤怒的情绪？你陷入情绪的漩涡，却无能为力。

许凯文我个人认为争论没有意义。如何照顾好老人，如何帮助孩子，才是更应该关心的。

在我看来，这次疫情对年轻人的负面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近两年，孩子们长时间上网课，无法正常学习和与同学互动，甚至正常的户外运动都受到影响。他们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而孩子应对焦虑和抑郁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弱。据我了解，在一些城市，中小学生极端事件的发生率比疫情前要高很多，是疫情前的两三倍。

2022年12月6日，重庆北站，归国学子一一进站。图片/IC照片

未知中仍有可知的趋势

新京报今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心理健康报告显示，自2020年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超过5000万抑郁症患者和超过7000万焦虑症患者全范围内有所增加。这种长期的集体创伤会持续多久，又该如何治愈？

刘少言这种经历其实可以让我们思考，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人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些人可能会发现爱好也很重要。我的一个朋友疫情期间去学吉他。他觉得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能感受到音乐带来的治愈。有的人可能会读书，有的人可能会画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找到让你感觉有滋养或者有治愈作用的东西。

徐凯文我以青少年为例。他们需要与同龄人交往并拥有他们感兴趣的事物。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注意不要将负面情绪传递给他们。也许我们可以利用隔离的优势。在家的时候，多陪孩子做一些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尽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同时，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人倾诉。对我来说，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尤其重要。如果情绪无法表达，就更容易演变成疾病和题。我们需要支持彼此的情绪，而不是传递焦虑和压力。把精力转移到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重返校园和工作是缓解社会整体情绪的有效途径。

当你不尝试完全控制焦虑时，焦虑就会减少甚至消失。这就是焦虑本身的特点和规律。

新京报心理学家也参与疫情。您有哪些自我应对方法值得常人学习？

徐凯文比如用一些认知的方法，我现在在想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该怎么办。当我们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我们有办法处理它并且能够接受它，那么我们的焦虑和抑郁的情况就会好很多。

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广泛性焦虑的症状，就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产生过度的担心和恐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心理医生谈核酸“减码”后疫情是集体创伤，尽可能正常生活，和疫情过后的生活归于平静对应的一些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